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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当代艺术的生产模式中，艺术家处于“生产”的中心，艺术家们所创造的话语和价值是为艺术场域的生态带来改变的重要关口。从全球语境中看，当代艺术世界有着反思“等级册封”等机制的自知，而在市场飘摇风雨的实际环境中，处于成长期的青年艺术家和他们的推手画廊一直都是作为一个共同体而挣扎，不断寻找可以突破的路径。

中国当代艺术世界有着独特的水土和历史环境。自九十年代高速发展以来，画廊和非营利机构形成的联动生态，拍卖市场的积极参与都在不断激发新的机会和挑战。在当下机构化的进程中，青年艺术家和画廊如何共同迈出决定性的下一步？双方的合作如何能够使生态中的现有资源得到有效发挥？作为一个共同体的画廊和艺术家如何共同开发外围机制的可能性？联动学术、市场、媒体宣传、跨界合作等不同角度，就如何让青年当代艺术家脱颖而出，激发更多有个性、有情怀的中小型画廊开展实验性的项目这两方面，艺术世界的参与和推动者们能达成多大的共识？

通过本次论坛，画廊周北京希望创造一个发声的平台，与业界和所有艺术爱好者分享画廊和青年艺术家的焦虑和期待，从艺术社会学的角度共同思考自身所处生态的当下和未来。

对谈嘉宾

胡向前

1983年出生于广东雷州，2007年毕业于广州美术学院油画系第五工作室，目前生活和工作于广州。胡向前是活跃在中国当代艺术界的青年行为艺术家，他创作的动机纯粹来自直觉的渴望，始终抱持着这样的理念：直白真实地去体验周遭才有可能找到不为认识的现实。

胡向前的创作形式可定义为以录像为载体的表演，他的作品灵感来自周围亲历的环境和他对于身体、表演艺术家和表演之间关系的审思。凭借着对生活中矛盾荒谬的事物的高敏感度，他的作品娴熟的强调出了我们社会中的种种差异，并把一些微小的小事件放大成了社会能指。

贾伟

SPURS Gallery（马刺画廊）管理合伙人，毕业于美国佐治亚大学Terry商学院硕士。最初是英国红楼基金会在中国的首席代表，负责协助建立其收藏品，通过不同方式支持中国当代艺术。从2009年到2015年担任保利拍卖现当代艺术部总经理，北京保利拍卖荣登中国拍卖行业榜首、跻身世界拍卖前三，贾伟在其中起到了巨大的作用。在整个职业生涯中，她一直以开拓艺术领域，发展新市场、维护中国日益壮大的收藏群体为主要目标，锲而不舍、孜孜以求。2016年，贾伟转战一级市场，同年作为管理合伙人身份加入博而励画廊（2020年起更名为马刺画廊）。

焦雪雁

中国的新一代画廊主，2014年创办拾萬空间，2015年与几位艺术家共同创办茶所，亦在经营高级私厨西餐厅“山雀”，长期致力于中国本土艺术家的推广，和艺术家跨领域的相关合作。

温凌

1976 生于北京。2000 毕业于中央美术学院版画系，现居北京。

学术主持

陆兴华

哲学家，同济大学哲学系教授。主要研究领域为艺术哲学和法国当代哲学。

青年艺术家的“成长四步骤”

陆兴华：为了这个话题我查了国内外很多类似的讨论，下面我要念一段英国著名的人类学家萨拉·桑顿（Sarah Thornton）写于2008年的研究，她专门研究美国、欧洲当代艺术场域的主题。这是人类学家对于当代艺术界年轻艺术家成长“四个步骤”的描述，可以用来对照中国和欧洲、美国的情况。他认为在法国、英国、美国，艺术家的第一步一般是在其他大学拿了学位之后，专门会去拿一个MFA（艺术专业硕士），毕业时就会有很多机构扶持；在参加地方性的展览的时候，他需要获得一个奖，这是第二步，这样可以获得政府机构的第一笔艺术基金；第三步，他会进入一家画廊，这家画廊必须要受到全国关注，画廊的展览都会进入全国批评界的视野，同时画廊会向私人收藏机构进行推荐，艺术家会出席美术馆的展览或者群展；第四步，由本地的画廊机构、国家文化机构向主要的国际双年展或艺博会推广，并使其作品进入拍卖行二级市场。

我们在讨论的时候，觉得在中国的情况不是这样的，而且中国的情况好像比国外好一点。实质上今天我们并不是在说要改善中国当代艺术的土壤，让年轻艺术家可以过得更好；在构思这个活动的时候，我们感觉到艺术家的成长是很特殊的，每个人不一样。这次讨论实际上是我们这个社会对自己环境里面的艺术家、艺术活动的一种自我理解。作为画廊、作为机构、作为一般的社会公众，能够给艺术家做的东西是不多的，但是我们要理解跟我们一起生活的这些艺术家，要有更宽容、更开放的心态来理解他们的工作和成长。

第一位嘉宾温凌老师是我们对谈找的“标本”。配合我们这个主题，也配合温凌老师的理解，从他个人的经历当中谈一谈这个主题，希望对场下的其他青年艺术家有启发、有鼓舞。

温凌：从国企员工到艺术家

温凌：在论坛之前，我们几位嘉宾线上聊过，他们觉得35岁对艺术家来说可能不一定是一个关键节点。但是我不知道是偶然还是必然，35岁对于我来说确实是从事艺术的转折点。

我毕业以后，有自己想要做的一些事情，只有通过艺术才能完成。我在做作品的过程中非常享受，觉得非常愉悦。也有画廊和我签约，但是总也销售不出去作品，画廊每年会给我最低的生活费来维持最基本的生活。我是一个北京孩子，从小受父母溺爱，吃父母的、住父母的，一分钱也不用花，脸皮比较厚，在家里“剥削”家长，做那些自己感兴趣的事情。但是到35岁的时候，机缘巧合受到邀请参加了两次UCCA尤伦斯当代艺术中心的展览，之后莫名其妙受到一些关注，可以销售作品了。能够做我想做的事，还有一些经济收入，我觉得还是蛮幸运的。那时正好是35岁，对于我来说是一个巧合，当然这其中有一些必然的因素，比如人的体力和脑力最佳的结合点可能在35岁左右。还有比如一个美术学院的学生，20出头毕业，到35岁已经持续了十几年，他想要做的一些探索，给他做探索的时间已经比较充分了；从统计学的角度，他的面貌应该大概率出现了。还有就是我们去看社会上的招工启示上，年龄上限一般也是35岁，到这个年龄你再去找工作就找不着了，也断了改行的念想。

我是个老实巴交的孩子，从小父母教育我一定要循规蹈矩、别出格，毕业以后去一个单位，好好领工资。我刚毕业以后，父母认识的人帮我介绍去一个国营单位上班，必须按照父母的计划生活，不能干艺术家这种不发工资的事。结果很巧合的是，我刚上了一年班，2000年初的时候单位开始裁员了，就把我开除了。我原来认为这个社会是应该这样的：我循规蹈矩，肯定不犯错误，就能踏踏实实干一辈子，这也是我爸教我的道理。后来发现这个世界不是这样，开除我的领导当时说，你做的业务是没有问题的，只不过我需要裁员，你刚来，资历最浅所以先裁你。这件事可能一般来说不是什么大事，裁员太正常了，但是对于刚刚进入社会的年轻人来说还是有很大触动的。我觉得如果要想在社会上生存，必须要做那些别人哪怕特别努力、特别勤奋，却也做不出来的事。但是因为你独特的个人成长背景、教育背景，导致对有些事更敏感一点，你也不用特别费劲，就做那些你感兴趣、而且擅长做的——把这件事找到了，把它做到极致，就能在社会上生存。如果你和大家干差不多的事儿，再老实巴交也有可能被开除。

有了对社会的认知以后，我就要找到和做那种别人费特别大的劲也做不出来、而我能够比较擅长做的事情，就是所谓个人的不可取代性。我就按照这个思路进行创作。我后来想，做哪一种职业才能完成我的理想呢？就是做职业艺术家。

陆兴华：温凌的遭遇对于我们在听的一些年轻艺术家应该是很有鼓舞的。我们作为长辈、作为机构，好像觉得年轻艺术家必须要经过这些。他上过班，发现真正的单位不是公司，不是政府，而是画廊。但是画廊是有资本逻辑的，画廊本身需要像单位一样来运作，也是有成本的。画廊和艺术家是一对，艺术家的成长跟画廊的命运高度相关。在中国特殊的土壤里面，其中的逻辑是蛮复杂的，而且最近十年、五年里的逻辑是变化很快的。今天请来贾伟，她在一个很先锐的机构SPURS Gallery，同时她的年龄段也靠近温凌，希望她来给我们讲一讲画廊这个角度的逻辑。

贾伟：画廊与艺术家的伙伴关系

贾伟：我第一次听到温凌说这件事情，我觉得你很幸运，找到了合作的画廊，了解、认可你，努力地去支持你。同时，生活在中国也是很幸运的，因为不工作去实现你的理想、做你想做的事情，你仍然能生存。在国外没有职业艺术家一说，很多人是在追求自己梦想的过程中，纯粹做他应该做的工作去支撑他的理想。像苏珊·希勒（Susan Hiller），这位已故的重要艺术家，她在英国也是要教书的，只有用晚上的时间再去做自己想做的事情。

我是2016年加入到博而励画廊，之前在北京保利拍卖工作了七年。从我的角度来讲，看一个年轻艺术家要看他的工作室是不是像实验室一样，他是不是像发明家一样去试图去寻找、去质疑、去面对当下社会存在的问题，用不同的角度，甚至是新的观点重新再把这个问题提出来，同时他有没有能力用不同的媒介来做这个作品，这是我关注的年轻艺术家的能力。还有更重要的一点，艺术家必须要有天赋，他必须是非常有才华的，与此同时，还需要有理解他的人，跟他一起往前走。这也是为什么我个人认为画廊的话语权或者它的平台性质是非常重要的，因为它能助力艺术家，能帮助艺术家规划。再一点也最重要的一点，和时间交朋友，时间的过程是造就一个艺术家成功与否的过程。

在当下，有时候画廊会出于现实考虑不得不去做一些妥协。其实艺术家他是创造艺术的，而不是生产商品的；画廊同时要“卖”这个东西，肯定是有冲突的。但是大家讨论最多的话题比如作品卖不卖、怎么卖，我觉得这是画廊的另外一套游戏规则。年轻的艺术家首先要考虑他的作品，要做艺术；而画廊要去支持他、要去合作的第一点，对于青年艺术家来说就是他的才华和思考，他是不是可以在未来有可能性。

至于看艺术家未来的潜质还是他到目前为止的表现这一点，有的时候我相信直觉。在这个行业里将近20年，看的展览很多，看的年轻艺术家工作室很多。一开始我会读很多东西，但是通常让我决定要与他合作的，就是人。我相信人是创作艺术的。有的时候艺术家有一件作品做得非常好，或者是本能性地做的非常好，但他是不是真的好，就可能要去跟他聊，跟着去看，看他怎么去思考的，这是交往、交流的过程。在交流的过程中发现一些年轻艺术家对文化、对历史是有了解的，他的认识面是很宽的，又能很好地与当下语境进行对话，比如流行能不能跟哲学产生关系？艺术跟文化能不能有更多的交集？你会发现艺术家在不断地思考，这也让我觉得非常迷人，甚至我愿意跟他一起去规划。

陆兴华：我们今天讨论的是画廊和年轻艺术家之间互相在试探的过程。刚才贾老师的强调觉得让我很意外，就是说画廊主考察艺术家的时候，和我们艺术界同行里面考察对方是一样的形式。焦雪雁老师在机构里面长期做这个事情，不知道有什么看法。

焦雪雁：好卖=好艺术？

焦雪雁：我觉得好的艺术家就是应该好卖吧，如果好的艺术家卖得不好，肯定是某个地方出现了问题。艺术市场在以前农业时代是不存在的，为什么文明环境能催生这个行业？这个行业肯定是去校准某个东西。如果说好的艺术家卖的特别好，其实就不需要相关的延伸行业的出现，比如艺术史论家、鉴赏家、评论家；必然只有好的艺术家在某个程度、某个阶段、某个时期卖得不好，那我们的工作就是通过不断地方方面面围绕这个问题来让他变好，让大家认可。我一直认为艺术家具备“超人”精神，这个超人没有长大的时候肯定是看不出来的，或者他已经很优秀了，但别人就是不喜欢。因为审美进步一点点，都是观念上180度的大转弯，我们这个行业最后要掉转的可能就是那个180度。其实我们从来没有割裂某一种概念，还是基于人——判断这个人好，那么他的作品就是有价值、有意义的。如果卖得不好，可能是我们这个系统出了问题，或者是我们工作出了问题。一切还是以客观为依据，以事实为检验标准。

贾伟：卖得好和它是好的，真的是两回事。举个例子，京东艺术有两个板块，一个板块卖复制品，500块钱一件的复制品一年卖5个亿；另一个原作板块，一年卖一千万。所以有的时候好的东西未必是马上能被大众所接受的。

焦雪雁：这只是一个概念的不同，这是一个打引号的“艺术”，大家都应该懂，它也有自己的逻辑在里面。所有做复制品有赚钱的也有亏钱的，所有做艺术品版画的，哪怕做摄影的，流水这么高，但那个艺术市场里面只有2%、3%的人赚钱，97%都是亏钱的，他们的市场竞争更加激烈，更加残酷。就跟印假钞一样，投入30万买一个印假币机器印出来20万，连机器赚不回来。就算卖复制品，卖摄影作品，哪怕卖一瓶水，也有自身行业的特点。我们的工作就是要尊重行业自身灵魂的东西，把那个灵魂校准出来。

陆兴华：场下有很多年轻艺术家听我们机构的发言，刚才我们两位老总的说法里面都已经有了清晰的消息。35岁以前，你在规划创作的方向的时候，实际上可以高度开放，对自己高度放松。大家一般可能会猜测画廊是比较谨慎的，有自己的方向。实际上正如焦老师说，机构有比较开放的心态，画廊也会充分地信任一个艺术家自信地提出的方向。

焦雪雁：因为我觉得虽然说“艺术应该是所有人都看得懂的”，但是它其实是一个伪命题。没有人一出生什么都懂的，我也是一样的，不是因为我是一个画廊老板我就必然懂，那个身份不代表必然懂。我把它量化为几个数据，就像听歌一样，让你选10首金曲，你只听了20首歌，在20首里面选10首歌，那含金量是不高的；但如果听了2000首、2万首、20万首、200万首，甚至把相关门类的音乐全部听完了以后，在这里面选择10个金曲，含金量就很高；你选出来的这10个金曲，其实就具备了超越时空的能力。我一直坚信，好的、优秀的作品一定要穿越时代的，要不然估计现在大家不会再听贝多芬、莫扎特。

从我的工作来说，我想在今天来找到可能能够穿越时代的东西。我凭什么具备这种能力，以及我凭什么有这种自信呢？我认为需要个人诚恳地、真诚地面对你自己的问题、你自己的困境。诚恳面对了以后，不会自己误会你自己，同样也不会误会别人。当然前面说的大前提是必须有知识储备，尽量多看、多听、多学习，同时不要被“包浆”了。因为我认识很多人，听了很多，但他的世界观被别人带走了，被PUA了。尤其过了40岁以后，你的知觉很容易就封闭了。现在我维持自己的方法是，我听很多、看很多，认识更多的年轻艺术家，同时尽量能跟别人产生共情的能力，因为我觉得情感是永远穿越时代的。过去的人失恋了会痛苦，现在的人依然会，现在的艺术家依然会表达这种痛苦，但是这个痛苦只有自己有了这个感觉，才能感应到对方。如果自己不具备这个能力的话，别人任何的痛苦、纠结、挣扎你是看不到的，你看不到就选不到。

在此之前我其实走了特别多的弯路，我的弯路也可以跟大家分享出来：之前我也看一些艺术家有没有名，多少粉丝，什么老师......当然这些很重要，这是一个基础60分，有了60分才来上这个跑道，要不然你就在看台上鼓掌就好了。35岁也许就是60分，到后面是多少那是后面的事了。

陆兴华：焦老师讲的蛮让我吃惊的，而且讲得很学术。我讲点艺术人类学，我觉得艺术家个人在“献祭”——找到一个十字架把自己挂上去，但这个十字架不能是由老师和画廊找的，而是自己找。刚才两位老总对艺术家的观察是绝对敞开来看的。焦老师讲到，不要以为说一些话，读什么东西可以包装一下，实际上在感性上、在审美上、在表达上，直接的个人感悟才能保证你穿越时代。如果你陷于自己的小圈子，限于师生团队的话就要小心。焦老师的话能给我们带来一些自信，可能刚毕业的时候有一个非常清晰的为艺术献身的东西，时间久了，圈子混久了以后，可能会被长辈们、被周边的圈子同化，比较舒服的环境不利于你自我献祭的。

说到自我献祭，胡向前老师对所有的事情，包括画廊、个人创作道路、跟周围艺术家的关系，跟学术圈的人的关系充分体现这一点，玩得比较嗨。我也不知道怎么定义他，是艺术家，还是画廊老板？希望胡老师不光讲一下自己的经历，也对刚才几位嘉宾的内容作出一些反馈。

胡向前：画廊主？艺术家？

双重身份的矛盾与平衡

胡向前：就这个题目，是风景还是陷阱，我很熟了——风景很好，但是风景的坑也很多。我已经超过35岁了，一路走来，年少成名，大家都很认可我，我得到了很多，但是其实从物质上来说我现在还是很穷。那天我们线下有一个沟通，我想说自己是失败的艺术家，但是这样说太矫情了，我其实没有失败，也挺成功的，只是没有那么发达，没有卖那么多钱；而且我还是喜欢自己的路，还是满意的，这个风景还是不错的。今天做讲座我第一次看到有这么多年轻的艺术家在场，我也乐意分享自己的经历。

我跟温凌老师经历完全是不一样的，我是农村来的野小孩，父母没有教过任何的东西，他们对我的要求非常浅，只要不犯法就好了。温凌老师以他自己的方式来做艺术，我以自己野的性格来做艺术，没有人规定怎么样的人生是好的。虽然有些人抱怨父母，父母很穷，没有教更多的东西，但这些东西还是让我们自己去寻找，人生与艺术是一样的。我做艺术也算是有点顺风顺水，以前在广州，2010年搬来北京，在北京和画廊合作挺顺的。然后在2015、2016年跟朋友在广州开了一个画廊，叫广州画廊。这两年又搬回广州了，真正地在经营画廊。别人会觉得你兼顾得过来吗？的确，前三年我没有做自己的艺术创作，但并不是因为开画廊带来的冲突，只是我在寻找自己私人的创作方式。开画廊很重要的一点，是因为我觉得艺术是私人的，也是公共的，画廊可以弥补公众的那一部分，所以我挺喜欢。这两种状态是分裂的，但是能够平衡。

陆兴华：我邀请胡老师参加活动的时候反复打量过，我跟他很熟悉，他的老板、他很多要好的朋友我都认识，他们背后说他的坏话我全部听到过的。他刚才说35岁出名，他做到了，机构、社会承认都有的，但是他自己不认可，找不定方向，自己搞来搞去，还去过美国。艺术人类学经常讲的是，艺术家的道路是由他自己一个人找出来的，所以其实胡老师给了我们非常好的例子，你长辈告诉你的，你的老师告诉你的，家里面告诉你的成长道路可能不是很可信的，这个是永远“搞不定”的过程。一个艺术家的成功是他自我献祭的结果，因为你找的十字架跟其他人十字架不一样，献祭的过程就不同，所以说早期人家以为很得意的经历，他不要，也不承认，自己搞了半天，说不定广州画廊是他真正的纪念碑，或者坟墓。

胡向前：对，要么是坟墓要么是纪念碑，或者既是坟墓又是纪念碑。我觉得最有意思的是我是画廊主，又是艺术家。在我的理解里，最好的画廊、现在的艺术家应该也是这样的——我想要的更多，这是我的动力，是我持续下去的一个很重要的原因。

陆兴华：胡向前在广州开画廊的时候，他所有的老师，所有的好朋友都是不看好的，不过现在画廊还开始挣钱了，这给当代艺术的基本生态逻辑造成挑战。按他的例子来讲，尤其是年轻艺术家要有开放的眼光，就是生产逻辑是可以变的，而且你自己做的事情就能够带来改变。

帮胡向前老师总结一下，他在35岁之前已经很出名了，但是他又自我怀疑，后来又重新出名一遍。所以年轻艺术家在成名这个事情上要放松，刚才我们一开始讲过这个前提，社会、画廊也帮不了你多少，甚至我认为我们在这个场合鼓励你，其实也是非常间接的。这是一个自我献祭，是自己的事情，希望这个活动能够给大家带来新的自信，你的工作、创作方面的表演性是不是要更大一些，更努力地让大家来关注你。

众说：青年艺术家成长生态四面观

温凌：在我看来艺术家在所有职业里的可能性和边界是最丰富的，可以折腾，没有所谓失败或者失去的东西，这个时代不仅给你这种折腾、兴趣、玩的机会，还能有一些收入并以此为生。如果这样的机会让你碰到了，你还是好好利用、尽情释放。从一生的角度来说，没在35岁之前成名、受到关注或者销售很多作品，如果你认了，继续破罐子破摔、不留后路地做下去，也可以。

焦雪雁：艺术对于我来说就是一个过程，读万卷书，行万里路。

贾伟：我不同意把艺术当做商品，我觉得商品是没有办法跟人沟通和交流的，艺术它在某种程度上其实是有意义的，它是精神的。作为画廊，我希望我既很商业，能满足艺术家的生活和要求，商业在当下也稍微代表认可；同时我还希望能推动一种现象，让更多人去理解艺术，去爱艺术家，让更多人自由地去想像。再就是对年轻艺术家想说，如果想用艺术挣钱，那你要考虑考虑；但如果你的人生可以自由地去做一个有意义的事情，你就去大胆的追求。这个时候最好找到愿意理解和支持你的伙伴，这个人有可能是画廊主，有可能是藏家，有可能是同行。我们既然追求艺术、热爱艺术，那我们为什么不把自己再往前推进一下，做自己想做的事情？

胡向前：艺术当然是有所谓精神的那部分，但它作为商品的另一部分也不应该被忽略。我也喜欢找年轻艺术家，把自己的工作当做是一个球探，去发现一个年轻、有趣、别人都没有发现，但是被我发现了的艺术家，而且这个艺术家又非常值钱。我觉得如果35岁之前没有做过什么展览的话，大家可以考虑找一份工作再去支持和坚持你的创作。人并不是生来就要做职业艺术家，我一开始卖衣服、摆地摊，也做了很多年，没有关系；35岁之后，人有各个方面的事情。找工作，和喜爱的艺术一起做，不冲突。

陆兴华：非常感谢几位嘉宾这么投入地表演，这次讨论不是关于个案案例的问题，而是代表业界一个普遍的情况，广州、北京这个样，成都、沈阳肯定也差不多是这样一个场景。刚才听完几位嘉宾发言之后，我有比较强烈的感受，就是一般来说，年轻的艺术家把画廊看作是挑选他们的角色，这样的看法不一定对。几位老总讲的都很鼓舞人心，今天下午是一个非常好的契机，也是挺阳光的结论。